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是985吗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首先要祝贺我们这次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暨专家研讨会的召开。我非常感谢华生院长的邀请，也十分荣幸能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做个交流。按照约定要谈一下自己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试解读。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公报发布了以后，大家都高度重视，学习领会中央指导精神。在这个方面，我想作为研究者定位，比较直率地来讨论一下自己学习以后的一些个人领悟和愿与大家交流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向社会上给出了我们2022年工作要领和实际上以明后年工作和中长期推进现代化、达到“新的两步走”目标的对接，有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内容厚重的指导精神。我想说到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三个概念：
一个是定向——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大方向上，非常好地把握总体发展的大方向这方面，给予了最具权威性的指导，那么就是重申“”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要聚精会神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
另一个概念就是调整——我们需要在已经感受到的经济运行中间的“三大压力问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这三大问题带来的挑战。中央的表述就是在需求的收缩、供给的冲击旁边，还有预期的减弱。正视这三大问题，我们需要在政策组合和协调配套上面，做好必要的调整。
再有，我觉得和前面两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第三个概念，应该说就是中央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之下的纠偏——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我们看到了非常简洁而到位的表述，实际上在宣示中央精神，即韩文秀副主任（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所说到的概念总结上的这种纠偏，既包括“合成谬误”，也包括“分解谬误”。在我们领会中央精神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相关的重要问题非常值得探讨。下面我想比较简要地谈谈自己觉得特别愿意借这个时间强调的一些看法。
我是想直接切入“合成谬误”这个概念，说说自己对于中央精神的领会。韩文秀副主任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所谓的“合成谬误”是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而出现了分兵把关中只顾自己不顾其余，这样局部看起来合理的政策，叠加之后却造成了负面效应。这种合成谬误旁边还有一个“分解谬误”。这个“分解谬误”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按照韩文秀副主任的表述，是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后面紧跟着，明确有批评之意的还有，是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这个“基层”显然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企业。
那么，我们当然要肯定在推进中国改革发展中间，前面一个阶段上取得的成绩，但是领会中央精神在问题导向之下，如果谈问题的话，我自己觉得应该正视一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间各个方面，虽然在私下讨论比较多，但在公开场合、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的领域里面，大家却好像往往欲言又止的这样一些问题，我愿意捅破窗户纸来把它摆出来和各位交流探讨。
我认为中国整个的发展过程，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后，这个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被中央肯定为我们的总基调而一直延续到当下，其后面的背景，原来有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经历下行过程中三层不利因素的叠加，现在可能要加上第四层了。前面这三层因素，最简要的说，一个就是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坐稳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以后，合乎逻辑地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要告别高速发展阶段，而经历一个后来领导人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这样一个牺牲一些速度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这必然在我们发展态势的表现上出现速度的降低，而又不能一降再降，要寻求一个L型转换的调整和适应过程。这一因素后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一季度以后，叠加上了中美关系交恶，我们开始称为“贸易战”，后来其实就包括着科技战、外交战，甚至带有金融战色彩，乃至有像一些敏感地区，比如南海，是不是会擦枪走火热战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因素，产生对于整个市场预期的不良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一层因素冲击之下，是落到了2015年下半年以后的6.7-6.9%，持续了三年左右时间段的一个平台状，但这个平台状在有第二层因素即中美关系交恶之后，它的下线被击穿，走到2019年，已经落到了全年只有6.1%，四季度只有6.0%整数关口这样一个状态。其后第三层因素又加上来，就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冲击，这个冲击带来的结果，是去年我们出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只有2.3%的增长速度，当然这个2.3%也是来之不易的，是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的个案表现。
在我们于全局基本控制了疫情冲击、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间，前面三层因素的叠加还没有完全消化的时候，今年一二季度的总的趋势还是符合一般意料的，一季度，应特别看重的可比口径的指标，是我们把去年、今年两年平均作为一个统计指标口径，和2019年相比的增长率，是5%；二季度，从一月份到六月份合在一起，把两年平均的增长率提高到了5.3%，但是三季度，应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乎人们意料，却出现了一个回调。三季度本季度两年平均增长率的对比落到了5%以下，只有4.9%,使1-9月份的两年平均增长率回调到了5.2%。那么四季度如何呢？现在很多的预测是不够乐观的，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是从现在已经看出来的1-9月份出现了前面的一二季度和三季度之间的变化来看，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对这后面的原因，中央非常清晰地概括了三重压力，就是公报开门见山提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造成新判定的这种三重压力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又有第四层叠加的综合因素——其中当然有一些外因，比如说外部的输入型疫情对我们经济生活的影响，还有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还是疫情阴晴不定这个背景之下，国际市场上的能源、大宗原材料等等价格的猛升，对于我们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影响。除了这些外因之外，内因的方面，我愿从一些特定角度来做一下勾画，就对应到前面首先说到的两个谬误上了。
一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前一段时间，特别是三季度以后，对于经济生活很有影响的数字化头部平台公司纠偏整改推进的过程中间，市场的感受已是前面这些年应该讲是千辛万苦中间终于冲过烧钱痛苦阶段的瓶颈期、而成为为数不多头部企业的这些中国的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几乎都受到了纠偏和整改的明显影响。这种纠偏和整改显然是必要的，但是，跟着伴随着的一种社会情绪，却也有明显的非理性之处，这种情绪不是像中央所强调的，纠偏整改主要是为了使这些民营企业为主的头部平台公司能够得到更健康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坚持创新发展，而是一味指责这些企业好像他们有非常严重的一些罪行问题。网上看到最典型的，是一口气列出“十宗罪”，整个的社会氛围，实际上带来的是民营企业的许多业界人士的人心惶惶，有些它的余波现在我们讲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化掉。那么涉及到的，就是怎么样给民营企业进一步吃好“定心丸”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领导人在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早已经定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实际生活中间，这个“自己人”却往往是被入另册的。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前面的这种头部企业怎么样更好地纠偏整改而得到健康发展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好的处理、还带来了收缩效应的旁边，又加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列举出的收缩效应，就是中央非常明确地对全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双碳”目标，它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既是中国自己必须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也是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但是，双碳目标确立以后，却出现了韩文秀副主任所说到、我们过去其实也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偏向，即运动式的、行政手段为主“一刀切”的、碳冲锋式的一线工作部署，甚至走到拉闸限电。这在三季度，可能就是闹得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了，某些地方的冲击可能大家还记忆犹新。
再往下，我愿意说到第三个相关的视角，即前面两个收缩效应后边，我们也不必讳言，在已经积累了多少年社会矛盾的这个教培领域里面，管理部门推行“双减”，这种雷厉风行的纠偏却又带出了一定的“一刀切”影响问题，在这个领域里的民营企业近乎是全军覆灭。这个事情怎么样更理性地处理，还非常有值得探讨之处。我个人是认为，并不能设想，一些在教培领域里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很有影响的企业，可以简单按照有关部门所说的纯粹非盈利来定位自己的行为逻辑。那么，到底怎么样更好地推进这种教培行业的“双减”这种纠偏和整改，确实还有进一步值得探讨之处。但是它带来收缩效应，已是叠加到前面两个角度的问题上了。
那么，再举出一个角度：8月17号中央的重要会议，特别强调了我们应该发力推进共同富裕，这是贯彻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非常重要的一个全局部署，但是这当然又应是按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坚持以做大蛋糕带出切好分好蛋糕，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但实际生活中间，在中国社会却激起了新的一波“仇富”心态的宣泄，而且这种仇富心态的宣泄还带出来对于一些很有影响的企业，特别是实际上被社会上看作在混改以后已经有民营企业一定特征、并不是简单按国有企业可以归类的这样一些企业他们“原罪”的追溯，有这种社会氛围里韩文秀副主任所批评的，似乎推进共同富裕可以杀富济贫这样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必须做出明显纠正的非理性问题。这些当然对于市场的预期产生的影响就是减弱，对于需求来说，就是弱化而收缩。它使很多的企业无心考虑长期行为，实际上是更多考虑能不动就不动，甚至要躺平。再有呢，“三次分配”这个概念之下也造成了一定的民企心态上的压力，就是一些现实场景中的感受，似乎地方层面，在“逼捐”式的取向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忧。这也是中央已经明确给出要纠偏的一个方面。
那么还可以再举出一个收缩效应，就是房地产市场。可能大家也必然高度关注这个市场。房地产市场有了“三条红线”，抽紧融资条件，有其必要性，但是如果说在抽紧融资条件的同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里面刚需性质的投融资的供给，也跟着一起过于抽紧的话，那么显然就是出现偏差的问题。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像恒大危机，固然跟恒大自己整个发展中间生产经营战略出现严重偏差有关，过于把战线拉长，过于的多元化，但是跟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氛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整个融资条件抽紧以后，现在管理部门认定的性质上并不是资不抵债的恒大，就必须以极大的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做自己资产结构的重整调整，做资产的变现和腾挪，他才能够自救，才能够按市场原则去争取走出危机。现在这个局面中，虽然有一些大家感觉更清晰化的有关部门对其性质的认定和给予的必要指导，包括广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约谈等，显然是政府在也在积极考虑化解紧张局面，但是我们值得总结的，就是单项上来看非常正确的三条红线，跟前面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如不能与“保障刚需”作有一定弹性的协调适应，是不是也有合成谬误意味里的一定成分？这都是值得我们在统筹协调更好做政策的优化和调整中间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里我摆出一些自己的观察，绝对无意否定我们总体发展中间仍然有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有中国经济成长性的客观条件，有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但是必须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当下我们要更多地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我觉得这是明确地有所指的：这样一个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硬道理坚定不移的把握，紧跟着的就是现在首先从短期来看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和与六稳六保相结合的，是经济增长的运行状态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什么是合理区间？我自己认为实际上就要对应到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按照总书记对于中央总体的“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所做的说明里讲的，我们应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这个门槛水平所要求的在提高增长质量同时的保障速度是多少呢？粗粗测算一下，五年平均应该在5.5%以上。我们现在三季度带来的情况就是今年看来很难达到5.5%，明后年怎么样，就非常凸显它的现实意义了。所以，这个发展的硬道理落到实际的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之内，它就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意味了。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地把相关政策统筹协调好，进而处理好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速度的结合。那么紧跟着还有一个重点要领，就是推进现代化的“持久战”思维：现代化推进中我们怎么样结合好防止非常容易发生的急于求成偏颇，以纠正行政手段上来以后的一刀切、突击战、运动式碳冲锋这样一些偏差？这也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
再有，我觉得中央这次的工作会议精神里，问题导向下还非常清晰地再次强调了系统论的思路，为实事求是地优化掌握总体的发展，就要防止和纠正碎片化的、叠加式的非理性倾向。前面所说的两种谬误客观地讲，在中国实际生活中间还是相当容易发生的。现在我们也不必讳言，现在中国社会上一些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往往是两极化，却缺少中间相对来说比较中肯、比较带有沉稳和理性特征的一些真知灼见，去支撑对于市场主体预期的合理引导。我感觉，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导精神，给出了非常好的要领，指导全局中怎样来追求社会理性程度的提高。继续按照现代化战略部署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要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上的权威性表述，给人以拨云见日之感。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这些精神，在实际生活中间理论联系实际地尽我们研究者的责任，促进中国的现实生活能够按照中央已经明确的新的两步走的轨道，一步一步行稳致远。
这些看法我借这个机会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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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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